讲述人:智慧健康学院辅导员 黄陈园
从事辅导员工作这些年,我始终有一个深切的体会:学生出现违纪行为,极少是品性顽劣,更多是一种无声的求助——他们不懂得如何开口呼救,便用出格的行为去撞现实的墙,等着有人能读懂背后的信号。2026年春天,我班上的男生小林,就让我对这份认知有了最鲜活的感受。
那半年,小林反复旷课、屡次翻墙离校,用一次次触碰校规的行为,把心底说不出口的情绪摊在了校园里。我花了整整半个学期才真正明白:他想要的从来不是处分,而是有人愿意停下来,坐下来,听他把心里堵着的那口气说完。
真正让我开始留意小林,是四月中旬的一个下午。他站在我办公室门口踌躇了很久才进来,支支吾吾地说:“老师,我想搬出去住。”
我问他原因,他憋了半天,只落下一句“住不下去”。宿舍条件不差,室友关系也没有矛盾,可他说不清自己在回避什么。我没有当场驳回,也没有追着追问,只说“这事不急,我们慢慢聊”。
后来我渐渐读懂了:他不是嫌宿舍环境不好,是怕宿舍里的“人”。情绪崩塌的时候,他不想被任何人看见,哪怕只是室友一句随口的“你怎么了”,在他听来都像审问。一个孩子开始主动从人群里往后退,往往不是厌恶周遭,只是承受不了被注视的重量。
信号很快变得更激烈。没过几天,晚上九点多,班上同学打来电话,说刚查完寝,小林就要翻墙出去。我赶到的时候,他一只脚已经踩上了墙根的水泥台,手里攥着亮着屏幕的手机。看见我,他的动作顿住了,既没往上翻,也没跳下来。
我没有上前质问“你知不知道这是违纪”,只是走到墙下,轻声问了一句:“晚上风凉,冷不冷?先跟我回去,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”
他站了几秒,默默把脚收了回来。
那晚之后,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。小林依旧一周要旷两三天课,大多时候就躺在宿舍里,不去教室,也很少说话。我没有第一时间上报违纪记录,也没有立刻通知家长——因为我慢慢发现了一个规律:小林每一次状态失控,前面都跟着一通家里打来的电话。违纪是表象的果,家庭沟通的困境,才是藏在底下的因。
一个普通的晚自习后,我把小林叫到办公室,给他倒了杯水,没拿工作本,也没提纪律。我说:“今天不说规矩,就聊聊你最近过得怎么样。”
他沉默了很久,开口第一句是:“老师,反正我怎么说都没用。”
这句话,是打开他所有情绪的钥匙。
小林的母亲在外地工作,每周固定打一次电话。我起初以为是家里管教太严,后来才发现恰恰相反:电话里全是关心——问吃饭、问花销、问学业、问冷暖,可这些关切落到小林耳朵里,全变成了“你做得还不够好”的压力。他听不出话语里的温度,只感受到被审视的压迫,回话总带着棱角;母亲觉得孩子不领情,语气也跟着硬了起来。一来二去,每通电话都不欢而散。
小林说,不是不想读书,是每次挂完电话,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,连教室里的声音都觉得刺耳,只能躲回宿舍。母子二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意对方,可谁也没听懂对方的心意。
我没有替他做决定,也没有指责他不懂事,只扎扎实实做了三件事。
第一件事,给他一个“不用证明自己”的空间。
我没给他安排任何带评比、带指标的任务,只是叫他有空就来办公室帮忙整理资料——贴票据、归档案、录表格,做完就好,没有排名,不用评优。对一个从小被“要争气”裹挟的孩子来说,任何带着目标的安排,都是新的束缚。他需要的不是更高的要求,是一个可以松弛下来、不必时刻证明自己的地方。
他每天来坐一会儿,状态好不好、话多话少,我都看在眼里。我不靠一次长谈就想解决问题,只是把他的一小段日常,放到了我能看见的地方。
第二件事,教他怎么表达,而不是怎么听话。
有一次小林刚和母亲吵完架,情绪很低落。我拿过纸笔,让他把想说的话写下来。他写了七八行,全是“你根本不懂我”“我有多难你知道吗”。
我指着纸问他:“你自己看看,这样说出去,像不像在吵架?”他低下头不说话。
我陪着他一句句改,把带着情绪的质问,换成带着温度的问候。比如把“你为什么总要说我”,改成“妈,你那边天气冷不冷”。
小林停下笔,抬头看着我,有点犹豫:“老师,这样……算不算我认输了?”
我告诉他,不算。你妈妈一周只有这一通电话的时间,手里也只有这几句关心的话。你先接住她的关心,她才能慢慢听见你的难处。
那天晚上,小林把改好的消息删了七次,前后改了三遍措辞,最后才发出去——结尾只有一个轻轻的问号,问她那边冷不冷。
第二天一早,小林来找我,把手机递到我面前。屏幕上是他母亲的回复:“谢谢儿子关心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,但我能听出来,他心里拧着的那股劲,松了。
从那以后,横在母子之间的墙慢慢打通了:小林会在母亲来电前先发一条问候,母亲也渐渐不再一开口就追问成绩。
第三件事,给他一个比“翻墙”更好的出口。
这件事其实和第一件事是一体的。小林来办公室的次数多了,渐渐不再只是埋头整理资料。他会主动跟我聊家里的事,问一些关于专业、关于未来的问题。我什么都没多做,只是让这个包容的空间一直敞开着。
成长从来不是直线上升的。期中的时候,小林又旷了一次课,我打电话他也没接。到晚自习的时候,他自己走到了办公室门口,低着头说:“老师,我又没忍住。”
我没翻旧账,也没讲大道理,只说了一句:“你能自己过来,就比什么都强。”
变化是从春末到夏初一点点发生的。
小林一周泡在宿舍的日子,从两三天变成一天,再到彻底没有;旷课记录里再也没有他的名字,当初提过的外宿申请,他再也没提起过。我后来打趣问他,他挠挠头说:“那时候就是不想被人看见。”
和家里的电话,从一周一次,变成三四天一次,最长的一次聊了二十多分钟。他也不再是被动地来办公室,会主动过来帮忙整理材料,甚至还会以过来人的身份,去劝班里其他情绪不对的同学。
放暑假前一天,小林往我桌上放了一张字条,字迹歪歪扭扭挤在一起:“望导员工作顺利,暑假快乐呀!”
这件事过后,我想了很久。
辅导员站在学生和家长之间,不该只是传声筒,更不该是裁判,而要做一个“翻译官”——把孩子的叛逆,翻译成家长能读懂的委屈;把家长的苛责,翻译成孩子能接住的爱意。我把这套思路总结成“三先三后”:先接情绪,后谈规矩;先查原因,后定处理;先搭通道,后提要求。
教育从来不是把走偏的孩子硬拽回所谓的“正道”,而是陪着他,一起找到属于他自己的方向。
我常常想,如果当初小林删了七次的那条消息最终没有发出去,或许他还在一次次翻那面墙。可他最终发出去了。一行短短的文字穿过屏幕,两个都不擅长表达的人,第一次真正听见了彼此。
这大概就是教育最朴素的模样:他需要的时候,我刚好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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