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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鸿章心理素质超强

作者:主编 时间:2021-06-17 来源:未知

 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的核心人物之一,他早年投笔从戎,屡建奇功,中年出任封疆大吏,推动洋务运动,晚年入值中枢,主持外交,活跃在晚清政坛上长达40年之久,超过了清朝立国以来任何一位首辅人物。但李鸿章一生虽有宠于朝廷,却有愧于国家,一生连签卖国条约,生前生后均遭世人唾弃。梁启超在《李鸿章传》中曾写道,“敬李鸿章之才,惜李鸿章之识,悲李鸿章之遇”,以中国当时的国势,“内治不修,则外交实无可辩之理,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,其对外之策,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。”

 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,其功过誉毁可谓欲说还休,欲说还休。在我看来,李鸿章有着超强的心理素质,这使得他能够忍受种种屈辱而完成自认为有意义的使命。

 

 李鸿章有一幅广为人知的对联:受尽天下百官气,养就胸中一段春。这“内春功”,可谓是李鸿章超常心理素质的写照,它突出表现为:

能容骂:承受士子之骂,大臣之责,不光如此,他还嫁女给一度骂自己最凶的“清流派”首领张佩纶(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祖父);

能伸屈:承受甲午海战的屈辱,带伤签《马关条约》,被贬为商务大臣;

识大体: 虽饱受骂名,仍与八国列强谈判,签订《辛丑条约》,最终赔上老命一条。

事实上,李鸿章自19世纪70年代年主政晚清朝政以来,就一直饱受上下官员的责骂,甚至是辱骂。特别是甲午海战失利及1896年签订了《马关条约》后,李鸿章更一度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。对此,李鸿章一向不予解释和抗辩,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事情。而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,李鸿章原本可以在南方观望世局,可他却不计77岁高龄,拼着老命应诏到北京签订《辛丑条约》。

据时人记载:“京师陷,中外皆延颈望和”,“鸿章既受命,朝局始有转机,都人皆置酒相贺”。不但崇拜他的人颂扬他此次议和有“扶危定倾”之功,使自己“黄花晚节,重见芬香”。甚至连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其为“当代第一伟人”,“不独朝廷倚之为长城,即中外人民无不望之如山斗”,此次进京,“中外人民莫不举手相望,以为和局指日可成,銮舆指日可回,旋转乾坤,非异人任”。

就心理学而言,李鸿章苦练“内春功”,就是提高个人的心理防御机制。防御机制泛指个人在精神受干扰时所采取的心理平衡手段,特别是其中的合理化机制,指个人对不合实际或不符个人理念的事物加以歪曲,以去除焦虑,获得内心平静的手段。

而李鸿章的合理化机制突出表现为竭力迎奉老佛爷(慈禧太后)的旨意,虽万死而不辞。由此,只要是老佛爷认可的事情,李鸿章就是再被辱骂,再被误解,也心安理得。

这既是他合理化机制的根源,也是他心理素质之所在。由此,他与慈禧太后的关系远远超越了恭亲王、翁同禾、左宗棠、张之洞等人与老佛爷的关系,却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因为慈禧太后并非一个英明的太后,她为满足私欲而再三扰乱过晚清的政局! 

李鸿章为迎奉老佛爷而对外执行绥靖政策,曾遭到许多人的坚决反对。这当中有他的同僚(如左宗棠)、下属(如刘铭传)和朋友(如曾纪泽)。特别是曾纪泽,他虽是曾国藩的长子,却是一个坚决的爱国者。他在1880年出使法、俄,坚决抵抗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压。在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,他也坚决主张抵抗法国侵略,后来竟因此被撤去驻法公使职务。1886年回国后,他又遭李鸿章的排挤打击,最后抑郁而死。而对于朝野的批评,李鸿章一向是既不退缩,也不辩驳,一切我行我素。因为他认定这一切都是为了老佛爷。

梁启超曾评论李鸿章说:“吾欲以两言论之,曰:不学无术、不敢破格,是其所短也;不避劳苦、不畏谤言,是其所长也。” 李鸿章事事迎奉老佛爷,既成就了他,也毁灭了他!

李鸿章的悲剧在于:他为了迎奉慈禧太后屡屡误国,令国人皆呼“可杀也,该杀也”;而他那超常心理素质又使他度过一个又一个政治危机,成为清朝立国以来最长的政治不倒翁。

骂他也好,赞他也好,我们都应该加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他的人生。